愿做红烛照山乡—蕲春四中教师汪金权先进事迹

蕲春四中教师  汪金权

与总书记合影（汪金权老师在前排右六）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我是四中的语文教师，也是全县近万名教师队伍中普通的一员。今年五月以来，各级媒体对我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各级领导一次又一次地看望、慰问我，我的家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怀与厚爱，我们学校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格外重视。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教育局领导多年来对我的关心与爱护。其实，我只是在本职岗位上履行了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平凡小事，党和人民就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与鞭策，也是对所有教师的关心和厚爱！
　　22年前，我主动申请，从黄冈中学调到蕲春四中，一干22年。是什么力量促使我放弃名校，义无反顾地来到贫困山区学校任教呢？
　　在这里，我想先说说我的家庭和我的大学。
　　我家在狮子镇郝子堡村枫树湾，家里世代务农。我兄弟姊妹4人，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出生的六十年代，家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生活困难。我9岁时，父亲逝世；8年之后，继父逝世。家里上有年迈体弱的奶奶，下有我们几个孩子，我母亲一个人支撑不过来，村里的好心人就来帮忙。我读高中时，家里想让我停止学业去学木匠。我的老师叶年祥苦口婆心地劝说，才打消了家里的念头。作为大儿子，看到家里困难，我也几次想不读了，都是我的老师和村里的长辈，用他们的大义之举让我坚持了下来。正是靠着众位恩人的帮助，我才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才以全县文科第5名的成绩考入华中师范大学。
　　我就读的华中师范大学，那是一个让我铭记一生的地方。四年大学生活，我倍受恩泽。进大学后，我被编入中文系四班。在班里，我是最穷的学生，我不仅没有受到歧视，反而得到了更多的照顾。那时华师学生每个月可以领到国家补贴的两元生活费。班主任程翔章老师见我家庭困难，就为我申请了双份补助，每月四块钱。这四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看场电影，也就一角钱。这每月多出的两块钱，让我的大学生活丰富了许多。第二年夏天，见我没有蚊帐，程翔章老师又从家里拿来一床蚊帐，给我挂上。冬天到了，见我床上的被褥薄，程老师又向学校申请了一件军大衣，送给我。这件军大衣，陪着我念完大学，毕业后带到黄冈中学，一年后又带到四中。直到现在，我还把这件军大衣藏在箱子里，作为铭记师恩的永久纪念。
　　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了黄冈中学。这年寒假，我到四中看望恩师顾凤鸣先生。顾老师是我在狮子高中读书时的语文老师。他品行高尚，爱生如子，是我求学路上的明灯。狮子高中撤消后，顾老师调到了四中。
　　那时的四中办学条件不好。走进学校，满目苍凉。校舍是五十年代的土木房子，教师宿舍窄小阴暗、潮湿破旧。这与明亮宽敞的黄高相比，差别太大，没法相比了。
　　看到尊敬的老师就住在这里，我当时就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师生相见，分外激动。顾老师拉着我的手说：“现在山区学校难啊！优生招不进，好教师留不住，村里的娃儿正缺人教啊……”说到动情处，老人落下了眼泪。听了老师的话，我就说：“顾老师，那我就调回来吧！”顾老师以为我是随口说说，摇头叹息。
　　告别恩师以后，让我久久难以平静。能在黄高任教，那是许多老师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我却下定了调离的决心。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汪金权，你说过的话就得算数，不能食言，尤其不能在恩师面前食言！”再说，黄高名师云集，少我一个，无损黄高的一根毫毛。而我调来四中，却是雪中送炭！
第二年，我向学校领导递交了调动申请，离开名校黄高，来到了蕲春四中。
　　到四中，接手教学任务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四中老师的工作难度和生活处境，与黄高相比到底有多大。
　　四中是全县最偏远、条件最差的薄弱高中，生源历来是个老大难问题。每年秋季开学前后，四中都面临着一场不得不面对的“生源大战”，学校全体教师倾巢出动，日夜家访，进村入户搞招生。为了招到学生，当年的四中采取了各地“薄弱学校”的通行做法：允许学生欠费，“人先进来，钱以后再缴”。但是有个条件，老师做“保人”。班主任是招生责任人。这个“保”，当然得由班主任来做，由班主任向学校财务室打欠条。如果学期结束之前学生不能还清欠款，学校就从班主任的工资和年终福利中扣除。为了减轻班主任的压力，学校又给出了催缴欠款的“尚方宝剑”：到期不还欠款的，可以不让学生参加考试，可以勒令学生停课。农村太穷，不用这种“蛮法子”逼一下，不把学生逼回家去哭哭鼻子甚至在地上打打滚子，有些家长还真不拿钱。
　　我到四中连续多年带班主任。我每年打给学校的欠条都一大把。到期末结账，学校催得紧。好心同事劝我，把欠款的学生先赶回去，不让参加期末考试。我也动过这样的念头，但是我怎么也狠不下心拿不下这个面子，只在班上催一下，还怕伤了学生的自尊心。
　　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因为欠费问题让学生停课。因为我打的欠条不能兑现，我的工资就被扣得所剩无几，“年终福利”也被扣光。过年回家，两手空空。
　　到四中的第二年，春季开学后，班里几名学生因为家里困难没来上学。这叫“中途流失”。甭说学校反复强调坚决禁止，就是班主任的面子也过不去。学生在你手上流失，你还算个称职的班主任吗？因此我就急了，就挨家挨户去找家长说好话。“让伢儿上学去吧，万一没钱，伢儿的学费我先垫着。”有的家长摊着手说：“你看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孩子学费一年半载还不了，你要垫到什么时候？”我说：“等孩子有出息了，再还给我吧！”
　　从此以后，这些孩子的学费，大都从我的工资里扣除。有时因垫付得太多，到月底时工资都快扣没了。有年学校结算各班班主任替学生打的欠条，我一个学期的工资都扣光了，还倒差1000多块。校长就交待财务室，一次少扣点，免得我没钱吃饭。这些垫付的钱，数目到底有多少，学生还了或是没还，我已经　记不清了。
　　事实上，这多年来，不管是不是本班的贫困学生，只要找上门来，我都爽快地做了担保人，以自己的工资做抵押，出面给学校打欠条。顾凤鸣老师看不下去了，就来劝我说：“你家里那样困难，自己班上的学生帮一帮，熟悉的学生帮一帮，这些都说得过去。你不认识的外班学生，怎么也给他们做起担保来了？你善良也不能善良到这种地步啊！”我当然明白顾老师的呵护之心，但我别无选择。
　　因为我向学校财务室打的欠条太多，工资抵不了，校领导怕我没饭吃，就不再让我当班主任了。
　　不当班主任，但我仍然无法面对那些读不下去的孩子，只要学生向我借钱，我都会给。学生是自尊心最强的人，在开口借钱之前，一定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向老师借钱的。作为教师，我无法拒绝学生这最后的信任和希望。
　　张榜镇上有个叫汪利来的人跟我熟，有次他请我到他家里做说客，劝劝他的老婆，不要让他正在张榜中学读书的孩子中途辍学。我便爽快地去了。他老婆反问我说：“我家没钱，让孩子读书哪来的钱，你给啊？”我说：“实在没钱，那就我来出吧，总得让孩子受完义务教育吧！”我就拿钱了，从初二到初三，我陆陆续续给了那孩子2000多元，初中毕业后，这个孩子上了中专。
　　1997年秋季开学时，我到学生汪洪奎家里走访。当时的情况是：汪洪奎的姐姐和母亲都身患重病，全家的劳力只有他父亲。因为家里困难，汪家打算让汪洪奎外出打工。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就劝说汪家不要让孩子辍学。在我的劝说下，汪洪奎上了高中。2000年，汪洪奎第一次高考失败，又在我的劝说下复读。从这一年起，我开始拿出自己的工资资助汪洪奎。
　　2001年高考，汪洪奎考上了海南琼州大学数学系。上学时，4000多元的学费，又是我掏。上大一后，汪洪奎开始做家教，决心在经济上自立。然而，家教的收入毕竟很微薄。大二下学期，四中组织老师去海南旅游，我特意去看汪洪奎，见学生日子过得很苦，回来后又开始寄钱。少的时候每月四五百元，多的时候每月七八百元。为了不让上进心强的汪洪奎学习分心，我曾两次带着汪洪奎病重的母亲田利兵到武汉同济医院看病，并为其垫付医疗费。
　　汪洪奎没有辜负我的期望。2003年，他通过了“专升本”考试。2005年，又考上了辽宁师大研究生。到今年，连带学费和生活费，我已为汪洪奎资助7万多元。
　　特困生程万里、程月梅兄妹，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无法承担两个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面对有学难上的困境，兄妹俩在校外徘徊流泪。我看到后，就与程父商量，将程万里安排在我宿舍食宿，程家则集中财力供养程月梅。1999年，在我家中吃住两年的程万里，与妹妹一起同时被大学录取。
六年前，程万里参加“专升本”考试，800人参考只有25个名额，小程有幸入选。然而“升本费”要8000元。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再次写信向我求助。
　　面对昔日学生的求助，我义无反顾地予以帮助。我安排好课程，搭公共汽车赶到武汉。因为我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情急之下，就带着程万里拜会自己大学时的程翔章老师，帮助小程借到现金3000元，解了燃眉之急。如今，程万里、程月梅兄妹俩，一个成为大学教师，一个也顺利地步入白领阶层。
　　20多年来，很多贫困学生是我得知情况后，主动资助他们的。2009年10月，我在批改高二（6）班的作文时，得知鲁红艳同学的妈妈摔伤了腿，家里很困难，便找到鲁红艳，给了200元，让她拿回去给妈妈看病。2010年2月，鲁红艳家里的猪死了，父母又没钱给女儿做生活费了。我知道后，又给150元。今年3月，高二（6）班的吴晶晶家春耕时种子不发芽，买了新种子后，没钱给她做生活费，一天中午吃饭时，吴晶晶坐在教室里不出去。我看到后，问她为什么不去吃饭，知道她没钱后，掏出100元给她。
　　10年前的一天，我到张榜中学办事。回来时，看到一位小姑娘蹲在校门口流眼泪。我走上前去询问。女孩说，家里没钱给她上学，父母要她外出打工。我心里一酸，当即使就从身上摸出100元，递给小姑娘。小姑娘喜出望外，说：“叔叔，谢谢您借我钱，我以后怎么还您啊？”我笑着说：“先不要还。你记住，以后每月的这一天，你就在这里等着我！”一诺千金，以后每月在这一天里，再忙也要抽出时间，骑上自行车给小姑娘送生活费，每月一次风雨无阻，直到女孩初中毕业，如今，这个女孩已经大学毕业。
　　2005年秋，我班有个学生因为家里欠信用社的贷款还不上，面临辍学。我就去镇信用社找我过去的学生，想把我存在信用社的1000股金退掉，帮学生家里还货。因为股金退不掉，我就到处找人凑钱帮忙把贷款还了，这个孩子终于没有辍学。
　　像这样的事情，因为太多，我也记不清了。说句心里话，我帮助学生，不是我多么无私和伟大，而是我本来就受过他人的帮助。受我帮助的学生，以后也会帮助他人。我想把这爱心接力棒传下去！
　　20多年来，我在学校的宿舍从不上锁，永远向学生开放。我的家就是学生的家。无论是住在小平房里，还是住在教工楼里，我家里每年都住着特别困难的学生。少的时候两三个，多的时候七八个。不少学生为了省点钱，从家里带菜。遇到天气热，带来的菜不几天就变质了。每到这时候，我就会多做些菜，让学生跟我一起吃饭。
　　我班里，有个名叫戴鑫的学生，因为患有严重胃病几次休学，三年高中休学时间竟达一年多。
戴鑫家在檀林镇大王山。这是一个命苦的孩子。9岁时，他的母亲因病逝世。从此，他和小他3岁的妹妹，跟着父亲生活。因为饱一餐饿一顿的落下胃病，瘦得皮包骨头。因为身体不好，学习受到影响，小戴压力很大，情绪低落。我到大王山走访，有人就说，这个孩子还读什么书啊，能够活命就不错了。
　　戴鑫的处境让我非常同情。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幼年丧母，我幼年丧父。他家庭贫困，我家贫屋破。我决意要帮他，帮他走出病魔的阴影。我为他寻找治病的偏方，为他熬药调理。虽然尽了努力，效果仍然不好。原因是戴鑫的体质太差，光靠吃药是难以康复的。为此，我给戴鑫制定了一个晨练计划，就是每天提前一个小时起床，到操场跑步。但是，戴鑫毕竟是年轻人，常常睡过了头，到醒来时起床钟声就响了。他靠自己的意志很难坚持。
　　为了落实晨练计划，我把他的床铺调到靠近窗户的地方。每天我定好时间，提前一小时起床，悄悄来到他宿舍外边。为了不打搅别的学生，我悄悄从窗户把手伸进去，在戴鑫的额头上轻轻摸一下。这是我跟戴鑫约定好的，是去操场跑步的暗号。从这一天起，我带着体弱多病的戴鑫，开始了长达一年的晨练。每天早晨，都是提前一小时，都是我的伸手一摸，都是我们师生俩不声不响的轻微脚步……
　　冬去春来，星移斗转。持之以恒的晨练，让戴鑫的体质渐渐好起来。更重要的，是他在我的鼓励下坚强起来，人也自信和快乐了。每天晨跑之后，教语文的我还要给戴鑫教一会儿英语，或是其它的课程。
　　1995年高考，戴鑫因休学误课太多，未被大学录取，又回到我的班里复读。次年高考，他终于梦想成真，被大学录取。填报志愿时，他选择了师范专业。
　　1999年，戴鑫大学毕业，主动要求回到蕲春，回到母校四中当了一名代课教师，成了我的同事。
　　初登讲台，戴鑫一时找不到感觉，教学遇到了困难。加之又是代课教师身份，压力很大。当时我是四中语文组长，与他结成了教学对子进行传帮带。戴鑫进步很快，后来成了四中的骨干教师，2003年经过考试被转为公办教师，2005年被提拔为四中团委副书记，2006年被选为四中团委书记，2009年底调到县志办，成为政府机关干部。
　　调到四中以后，我连续几年的月工资是50多元钱，后来随着教师工资调整，现在已经涨到2000多元。然而，我和家人的生活却没有多大的改观。到如今，69岁的老母亲，仍是家中主劳力；到如今，我在学校做饭的柴米都是老母送来；到如今，我的妻子还在病中。对这个家，我亏欠得太多太多。
　　我回四中的前10年间，家庭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打击：妻子精神分裂，小儿因病情延误变成呆傻……
　　妻子康姣生是我的高中同学。那时参加高考先要预录，她高中毕业那年，是全班女生中唯一通过高考预录的人。但是命运之神与她失之交臂。在高考试场上，她发挥失常，名落孙山。回乡做了小学民办教师。我调到四中这年，与她结为夫妻。
　　从郝子堡到四中有三十多里，20多年前还是崎岖难行的山路，骑自行车回家一趟要两个小时。因为缺钱，我至今也没置上摩托车。回乡下，总是骑自行车。因为一进四中就带班主任，又是两个班的语文课，我很少回家。家里的田地农活，老人的生活照料，就落在母亲和妻子身上。为了给母亲和妻子减轻负担，农忙时节，我上完晚自习，再骑上自行车摸黑回到枫树湾，抢做农活。第二天一大早，又骑着自行车赶在学生起床之前到校。
　　这样跑一两次还行，但是日子一长，就吃不消了。为了能让我安心在四中教书，妻子起早贪黑忙里忙外。在家里，她要料理孩子，抢做农活，尽量不要我分心；在学校，她要备课上课批改辅导，尽力完成教学任务。生活和工作两副担子的长期挤压，妻子终于不堪重负。1992年，在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出世之后，妻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虽经多方治疗，至今难以根治，发作起来乱摔东西，出门后连自家的屋都摸不回来。一年四季都依赖药物维持，隔一天不吃药就会发作。
　　为了不误教学，我把妻子接到学校宿舍住了两年。这两年，我一面精心照料，细心护理，一面求医问药，带妻子去医院治病。为了获取精神病人的治疗和护理知识，我跑遍了县城书店，还去了省城书店，购买和阅读了大量医书。几年下来，我都成了半个“精神病康复专家”。
　　在我的照料下，妻子病情逐渐好转，明白的日子也多一些。有一次，我正为妻子穿针引线缝补衣服，妻子突然开口说话了：“对不起啊老汪，我连一只扣子都没帮你缝过。”听了这话，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这是高兴啊。能说这种体贴的话，说明妻子康复了许多。
　　2005年，为了帮助特困生程万里筹措“专升本”学费，我搭公共汽车赶到武汉找我的大学老师借钱，家里妻子的病又一次严重发作。返回后，我把妻子送到黄冈市精神病院一住三个月，花去医药费9000多元……
　　我对不起我的家人。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家人依然住在上世纪70年代的土砖房里。墙体断裂，山墙变形，地面潮湿，光线阴暗。我对不起我的母亲，对不起我的小儿。妻子患病后，小儿子的哺养就落在母亲身上。但是母亲毕竟年迈，还要照料神经失常的儿媳，加之田地活儿又多，因此小儿子常常处在无人照看的状态。小儿子3岁时，一场高烧使他变成了痴傻儿，生活不能自理。我每次回家，看到儿子这个样子，真是心如刀绞。
　　1994年6月，从小爱我疼我的祖母突发心肌梗塞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我得知消息后，心急如焚，几次想请假或是调课赶到医院探望，但此时正是高考的“冲刺”阶段，多少农家父母都巴巴地盼着自家的孩子考出好成绩，一举跳出“龙门”。我一忍再忍，一捱再捱，盼着祖母能够神奇康复。高考前夕，传来了祖母逝世的噩耗。至此我才知阴阳两隔，生死两别，无可挽回。我跑到无人处跪在地上，捂面痛哭。高考结束后，我回家见到的只是祖母的坟墓。未能与祖母见上最后一面，成为我心里永远的痛。
　　祖母逝世后，家里的田地耕作，以及照顾病妻病儿的重担，就落到了七旬老母身上了。
　　这么多年，我没有给过母亲多少钱。因为我的工资有的充了“欠条”，有的资助了没有饭吃的学生。我只能抽空回家多帮母亲做活。每每想起母亲的恩德，我真想长跪在母亲的面前。但我不敢啊。如果儿子这样一跪，我母亲会受不了。母亲已经七十多岁，风烛残年。只怕我这辈子永远没有办法报答母亲的恩情。
　　我对不住的，还有我的弟弟和妹妹。出嫁多年的妹妹，这多年来，总是三天两头回娘家，和三弟媳一起帮母亲干农活。除了农活，弟妹们还要照顾我的多病妻子。家中如果没有弟弟、弟媳和妹妹帮着，只怕我在学校想安心教书也不可能了。
　　爱往下走，我无法报答祖母，无法报答母亲，无法报答我的弟妹。我只有倾心尽力地把学生培养好。只有这样，我才会减轻一点心中的隐痛。22年中，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细心呵护。22年来，我一直恪守人民教师的神圣职责，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了我身边或我所遇到的贫困学生，帮助他们减轻了生活压力，鼓励他们树立学习信心。我把每一个学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平等地关爱他们每一个人。耐心地做好偏科、厌学、调皮、自卑学生的转化工作，不少学生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学生，早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我想教师就属于学生。只要走进课堂，开始上课了，我就会“物我两忘”，眼里只有课堂、心里只有学生。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好像在一瞬间就冰消雪融了。
我最大的愿望，是把学生培养成才；我最“奢侈”的梦想，是把我的语文课做成学生乐于接受的“心灵鸡汤”。
　　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不放弃任何一点可以利用的时间，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我都要在灯下读读书，做做笔记，闭目沉思想一想。为了备足“一桶水”，我除了钻研文学和现代汉语，还钻研哲学、历史、地理，甚至连佛学和易经都要研读。在那间简陋的毛糙房里，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伏案学习。夏天住在顶层，屋里闷热难当，我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山里蚊子多，身上不知留下多少蚊子叮咬的疙瘩。有时实在疲倦了，就用冷水浇浇头，泡杯浓茶提提神。
　　有付出就有回报。我首次执掌高三班主任的1988年，我的学生在高考中取得了好成绩，两名学生分别获得全县总分和语文单科第一名。1990年，我的第二届学生上本科线19人，创当时蕲春四中普通班最高记录。从1993年开始，我多年潜心钻研的系列研究成果也相继出版。我主编和参与编写的《高考阅读训练题设计》、《高考话题作文模式训练大全》、《最新话题阅读材料200篇》等教学辅导用书，印数超过30万册。各种教学论文也有数十篇。
　　山里人家勒紧裤带供孩子读书，就盼着孩子考上大学，考一所好大学，以便将来就业。这就是山区教育的实际。作为高三教师，我心里很明白，自己的最大责任，就是要让同学们“升学”。对于有升学希望的学生，培养我们顺利考进大学，考上更好的大学。这是我的教学理念之一。其二，是把思想品德养成和必要的知识技能的培养，当作教学的另一个目标。让那些升学无望的孩子，带着优秀的文化品位与健康健全的人格品位走向社会，以谋取生存和生活的起跳平台。
　　这便是我的“二元教育价值观”，也是我持续多年的心灵感化与人格矫正的育人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十分重视励志教育和成人教育，技能方面抓口才训练——比如“课前五分钟”，抓书写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掌握比较突出的技能，一旦考上大学势必有更好的发展后劲，并能终生受益；而对没有走进大学的学生，进入社会也就多了一技之长。我关切的目光，覆盖所有的学生。
　　我注意到，在由低分学生构成的“末流”生源中，其实很多学生也各有所长，其中不乏“偏才”和“怪才”。有些学生中考成绩不理想，不能进入“重点高中”，是因为偏科，导致总分上不去。而实际上，这些学生对某些学科兴趣浓烈而且持久，并且很有才华。因此，我的“二元教育价值观”，对这类学生的发展便提供了广大的“升值”空间。这使我的教学回归了教育的本义，克服了“应试教育”的偏颇，我和我的学生一同享受了教育的理性、尊严与道德感。
　　在以“升学率”为考评教师主要依据的“大环境”里，实施“二元教育”无疑需要更多的付出。我只知道，升学之外的一切努力及其成果，哪怕只是一篇仅获全班同学掌声的作文，对于学生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不但锻炼了学生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初步尝试了成功的喜悦，可以想象得到，有多少学生因此而激发了学习兴趣，增强了生活信心，精神面貌为之改观。有很多学生在作文里说：老师，是你教会了我做人；你给了我谆谆地教导，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我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我将永远忘不了你。
　　我的教学有五大目标：会说话，会读书，会写字，会作文，会考试。
　　每天的第一课，是说话课。从我开始，每个人在黑板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介绍自己。从没这种经历的学生，写的名字有的歪，有的斜，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写了就跑，有的结结巴巴说几句。我不急不恼，待大家写完后，把所有名字划进一个大圈，说，从现在起，咱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集体，而不是乌合之众，就像琵琶上的4根弦，笛子上的6个孔，缺一不可但也不能滥竽充数。
　　以后，每节课的头5分钟，我都会让二三名学生上台自由演讲。最初，很多人或照本宣科，或低头自语，说的也是方言土语。慢慢地，多数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互相监督讲普通话。一段时间后，这5分钟时间往往变成一场全班大讨论，甚至演变成一节激烈的辩论课。高中三年，所有学生都会有数次演讲经历。
　　可别小看了这五六分钟。如今，在四中的广播台、各类晚会上，我带的学生最为活跃。一位学生大学毕业后写信告诉我：正是凭着高中语文课堂5分钟练就的口才，他才在就业应聘面试的竞争中胜出。
学生们喜欢我的课，不只因为这五六分钟。
　　我上课从不拖堂，作业都是在课堂上完成，包括节假日从不布置课外作业。我合理利用好上课和自习时间，绝不用过多的课业负担折磨学生。但我会严格要求学生每天临帖练字一页纸，一天一交。一学期下来，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会堆到一米多高。在这种练习中，学生变得稳重起来，开始有了恒心和耐心。
　　我上课还有个“老规矩”：现代文不预习不讲，文言文不熟读不讲。每次接手新高一，我第一周发新书但不讲新课。我要求学生自己预习新书，熟读课文。第一周我会将初中的部分课文“老课新讲”。我将这个过程称为“洗脑”、“换思维”。初中的学习方式和高中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中间隔一个台阶的话，我用这种方式来将这个台阶降半级，先让孩子们适应。
　　我推崇学习语文必须阅读，在阅读中赏析、领悟，在阅读中还原语文本质。为了让学生们在高中三年的课外阅读量不少于400万字，我倡导每人每月买一本新书，放在班上的图书角。这样，学生只花一本书的钱，每人每天可以读到一本新书、好书。课堂教学加上课外阅读的扩大，我的学生大都达到了会读书的目的。我发明的“八面诵读法”已经让学生习惯了在阅读中预习，在预习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
　　我认为，学生会提问，学习就已成功了一半。剩下的，我们就在课堂上一起解决。一节课未解决完的，留给学生课后去探究、思索。我觉得这才是语文教学的本色。
　　我批改作文从不过夜，往往一目十行，精彩之处划上红色波浪线，不妥之处划上红色直线，当天发回学生手中。好作文是写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这不是偷工减料，打铁要趁热，如果精批细改，几天后才发回学生，只怕学生早忘了写作时的心境和感受。当天发回，学生有想法的，随时可以来和我交流。每次布置给学生的作文，绝大多数时候我自己也会写一篇。
　　我经常帮助学生修改稿件，撰写评语，推荐学生参加各种征文比赛或向报刊投稿。我辅导的学生多次获奖，其中省级奖3次，且这3人均考上大学，每届都有学生发表作品，不少人在出学校后写作天赋得到充分发挥。
　　我的语文教学法，对激发学生兴趣很有好处。原本不爱语文、害怕写作的学生，变得热爱语文、热爱写作了。几年下来，我教过的学生，先后有1200多篇作品在《语文报》、《中国校园文学》等发表。2009年，我辅导3名学生参加“惟乐杯”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暨湖北省中小学作文大赛，2人获奖，其中学生范绪枝的习作《拥有的和不再拥有的》荣获特等奖。
　　学生田受银高三毕业前一个月，由于太调皮、太活泼，班主任让他提前回家。我考虑到他虽然活泼好动，但上进心很强。于是，把他的课桌搬到我的住房里复习，一直到高考、上大学。毕业才两年，他写的书除在大陆出版外，还在台湾出版发行。
　　从我班上走出去的学生，承载了对语文、对文学、对华夏文化的热爱，有不少人成了编辑、作家和记者。学生陈晓华在广州武警从事文书宣传工作，曾在一年时间里，在各级各类报刊发表作品800多篇，几年间累计发表作品3800多篇。学生陈治家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参加工作后又考入武汉大学新闻系，后被聘为《广州日报》集团珠海记者站站长。学生汪瑞林由于写作功底深厚，大学毕业后被《中国教育报》聘用为编辑。学生陈未鸣考上了公务员，现就职于浙江宁波市委宣传部。学生吴绍先因为爱好文学，也被某刊聘为编辑。学生田涯大学毕业后被湖北长江出版集团聘为责任编辑。学生陈卓彬已是上海阳狮广告传媒公司的副总经理……
　　多少年来，我已经习惯了为不同年级组的同事查找资料，乐于为不同科目的同事想教学点子。我把这些事情当成了分内事。
　　在四中，年轻老师认为难上的课，会请我去上。我不会用一模一样的教案给不同的学生上课，那样教得没意思，学得也没意思。课本里有保留篇目，但我的教法是常教常新。
　　我把钱物看得很淡，把同志间的友情看得很重。我认为，帮助了别人，内心才会快乐，彼此才会更融洽，校内群体更和谐。
　　让我特别自豪的是：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不少人选择了师范专业，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回乡任教。用他们自己的话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如今，在全县每所高中里，都有我的学生在教语文。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22年前满头青丝的我选择了回乡任教，如今斑斑白发的我对曾经的付出毫不后悔。我在四中收获了喜悦，收获了希望，也收获了社会的理解和尊重。
　　20多年来，党和人民给了我许多荣誉（我所获得的各级各类荣誉有65项）：蕲春名师，市劳动模范、师德标兵，省骨干教师，全国优秀教师。今年，又被授予“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师德标兵”、“湖北省道德模范”和省“人民满意教师”以及全国第三届“助学政策，助我成才”优秀助学教师等荣誉称号。
　　各级领导给予我肯定与关怀，社会各界给予我关注和褒奖，都让我感到无限的温暖。这是对我的巨大鞭策和鼓励。我感受到肩头的责任更重，更不能辜负人民群众对我、对我们教师的厚望。我将一如既往地保持本色，教书育人，像陶行知先生说的那样：“为了学生，甘做骆驼；与人有益，牛马也做。”我将竭诚为学生服务，把书教好，做大山深处知识智慧的传播者，做学生人生成长的领路人，与学生共同进步，让家长满意放心！
　　最后，再次对多年来关心帮助我的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我的汇报完毕，谢谢大家！

(2010年黄冈市模范教师事迹报告团材料)